芝加哥时报,2005923

 

献给母校复旦一百周年校庆的礼物

 

吴为民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辟了中国原子能时代的新纪元;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开辟了中国空间时代的新纪元;1986年,中国第一封email从北京发往日内瓦,开辟了中国计算机通讯时代的新纪元;1988年,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运行,并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观察到J/Y粒子,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历史的机遇与挑战,坎坷的人生与经历,给我铺展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舞台,使我成为唯一的参加了以上各项引以为豪的工程的科学家。让我写下这篇短文,讲讲进入复旦校门后近半世纪的经历,作为献给母校一百周年校庆的礼物。 

 

1960年,十七岁的我被录取为文革前最后一批留苏预备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们这批留苏预备生共十五人,改为分配到复旦大学原子能系,并参加绝密的原子弹研制。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是获取浓缩的铀235。气体扩散法是当时最先进而实用的提炼浓缩铀的方法,而气体扩散法的关键部件是使铀235比铀238有更高渗透率的半透膜。我的研究项目便是研制这种半透膜。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白天学习,晚上研制半透膜。肚子吃不饱,觉也睡不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5年,我考上了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研究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研究生。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奔赴兰州,加入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国专家组,进行核物理研究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扼杀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理想与抱负。我在甘肃定西的穷山僻壤里,白天与羊群为伍,晚上就寝窑洞,吃的只是土豆加野菜。1967年,当我回到兰州时,兰州大学已面目全非。好端端的现代物理系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战场。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研究生成了社会的处理品。幸运的是,在兰州大学执行军训任务的是国防科委导弹基地的部队。军训团政委王绍仁,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伯乐。他力排众议,把我调入国防科委二十基地工作。尽管他认为基地急需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是按规定,我还是被下放到工兵连去锻炼。可是,科学毕竟是科学。准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69年底,我被从工兵连抽调到遥测数据处理站,负责对人造卫星发射的最后一级火箭遥测数据的分析与处理工作。我是学习核物理的,毕业后又经历了五年荒唐的大风大浪。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创举。凭着一股强烈的事业心,我查阅所有的可以找到的国外文献资料,努力钻研。经过仅仅半年的日日夜夜的准备工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历史记载着由我签字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遥测数据的处理报告。当东方红的声音响彻太空时,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77年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八七工程上马。国家计委拨出三十位赴京指标,从全国各地网罗人才。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决定离开已经培养了感情的国防科委,设法调到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去工作。这毕竟是我自幼年起,梦寐以求的事业。凭着优异的成绩单,研究生的身份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的招牌,我竟然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进入了高能所。调干组的苏云程,可以说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二位伯乐。

 

1979年夏天,李政道教授来华讲学,他七个星期的演讲,把我们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知识断层中,带领到高能物理的最前沿。之后,举行了考试,选拔了三十名中青年科学工作者,由李政道安排到世界各主要实验组去工作。我被荣幸地派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搏格教授在西欧核子中心的CDHS组工作。正确地讲,我高能物理的研究生涯,应该是从那时开始的。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协作,一下子把起点设在一个高的台阶上。我不仅担任了中国参加西欧中心ALEPH协作组的中国组组长,同时又担任了北京谱仪的副主任,负责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处理的工作。由于ALEPH国际合作的需要,在斯坦博格教授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帕拉齐博士领导的西欧中心工作组以及由我领导的高能所工作组,共同开发连通西欧中心与高能所的计算机网络通讯。1986年夏天,由高能所发出的中国第一个EMAIL,到达了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西欧核子中心的计算机上,开辟了中国网络通讯的新纪元。198853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运行。622日,由我与高能所另一位同事在值班取数据时,观察到中国大地上产生的第一个J/Y粒子,由我记载在实验记录本上。这个由丁肇中教授发现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粒子,在中国大地上的重现,证明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与谱仪工作正常,性能良好,这为同年十月份邓小平来视察高能所,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发表了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谈话,我也有幸与邓小平握手。人们常常用幸运儿来形容我。怎么这么多的好事,都叫我碰上了?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时刻准备好的人们。否则,再好的机会也只能与你擦身而过。想到这些,我要深深感谢在复旦大学五年的学生生活。是谢希德,倪光炯,华中一,杨福家等许许多多的启蒙老师,教会了我扎实的基本功与创新精神。在学校念的书,总是有限的。科学研究的特点是永远在学习与探索新的东西。已经变成教科书的东西,就不再是科学前沿,而是历史。复旦大学给我的,是一种学风,一种精神,一种生机勃勃的魅力。那宽阔的草坪和小桥流水,那树荫下朗朗的读书声;那跨学科的讲座与学校话剧团,运动队,广播台和形形色色的文体团队;像陈传纲副校长那样的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引人入胜的关于做人基本道理的报告;那师生切磋,自由辩论的新风气。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复旦校园文化。而正是这种校园文化,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材。

 

1990年,我受聘于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成为第一位在国外没有学位的中国人而在那儿是有永久位置的物理学家。我是中国高能科学技术中心的第一届成员,曾担任世界科学出版社现代物理以及计算机物理杂志的编辑,我曾在各种世界性的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发表过一百多篇学术论文。亲爱的母校复旦大学,这就是你的校友,献给你的一百寿辰的礼物。